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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君主论》:抛开道德的政治?与中国古代同而

春秋之时,周室衰微,大权旁落,途有“共主”之名。各诸侯国群雄纷争,维护统治之余,大肆扩张领土,雄心直指霸主之位。

纵观古今成就霸业之君王,无不有贤良之士于身侧斟酌损益,君王以有良臣出谋划策为重,臣民亦以为辅佐贤王,成就盛世霸业为荣,二者相和,则霸业可得。

初,齐桓公因任用管仲为相,行内政改革、尊王攘夷之策,方能斩获春秋五霸之首,后人惊叹与管仲治国、平天下之谋智,将其言语思想收录于《管子》,以遗后世。

在两千多年的后的西方大陆,马基雅维利正如当年的管仲一般,鼓足干劲,希望为国家统一与富强出自己的一份力气,于是他创作了《君主论》一书,献给梅迪奇家族统治者小洛伦佐,寄望他的家族能重整意大利破碎的山河,当然,也是希望自己能受重用,某得个心仪的职位。

《君主论》之于西方的重要性,就如《管子》之于中国,如果说《管子》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治国理政问题系统性的著作,那么《君主论》便使政治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,它论述了如何建立强而有力的君主制国家,目的在于为君主的统治出谋划策,侧重讲君主应有的素质和应掌握的政治权术。

但是对《君主论》内容的论述已有太多,我便不再过多论述,今天我想从中西方古代政治观念对比的角度入手,看政治思维是如何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,走上同而存异的道路。

君主要有绝对的领导权力,这是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开篇就向我们提出的观点,《管子·形势》中也有相关的叙述:“衔命者,君之尊也”,对于这句,《形势解》是这样解释的:

“法立而民乐之,令出而民衔之,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,则主尊显。故曰:‘衔令者君之尊也。’”

由此,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西方维护统治必备的两个方面,一是法制的确立,二是人民的重要性。

春秋时期,百家纷纷著书立说,其中法家犹重法制,他们认为圣人治国,不是让人人为善,而是使人不为恶,这时法制的重要性就突显了出来,通过法制规范人的行为,从而使一国之内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,国家便能太平。

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中多次提及,国家绝不能一成不变,制度也需要革新以适应国家的发展,建立完善的、适合国家的制度是需要统治者们花费大量精力去完成的重点,而法律制度的完善,尤为重要。

拿法国为例,马基雅维利认为其最成功的制度便是建立了议会制度,同时,又将司法裁决机构从行政机构中独立出来,这样“三权分立”的制度架构。

权力机构相互制约,而各个部分在严格的法律监视下各司其职,使得没有一个权利机构独大,可以使权利运行比较公平,在当时,贵族阶级是“尊贵”的,而法律虽然是为上层服务,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。

“庶人安政,然后君子安位。传曰:‘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;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’。”

纵观中国历代,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荀子,还是唐朝时的魏征,都尤为重视人民的力量,这个思想也被历代统治者接纳,延续至今。

如果君王得到了民众的支持,那么他就不用担心造反叛乱的发生,实形改革新政也比较容易去推行,这个国家便很容易去变得繁荣富强。

反之,君主不但对国家改进进行合理的调整,还要时刻提防着人们的图谋不轨,一不小心便容易被人摘了皇冠。

就拿前面所讲的法律制度为例,“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,则主尊显” ,君主的法令之所以能畅通无阻,并不限于他地位尊贵,更在于这些法令顺民心、合民意,人心的重要性,由此可见。

法律,人心更多的是用来维护统治,使国家富强,而不论是春秋战国,还是当时马基雅维利所在的意大利,都还面对着一个更重要的挑战——扩张领土。

马基雅维利认为,所有的政权,不论新建立的、世袭的或是混合型,主要的基础在于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。

阿凯亚的君主菲洛波门备受史家赞扬,原因之一是他在承平时期照样勤恳地钻研兵法,和朋友在乡间,他也会时常停下来,问朋友军事上的问题,为他们设想军队可能遭遇的种种状况,听取他们的意见,这样不断切磋琢磨,使得他带兵不会碰到不可预见的状况,所以也不会有不可弥补的事情发生。

无论是法制,人心,或是军队,时常重视,以便深处逆境时能有用武之地,运气不顺时也可应对自如,有备无患,不过与此。

有些君主将自己丧权亡国怪罪为“运气”,但若细想下来,这何尝不是他们自己的散漫,不懂得居安思危造成的呢,在我看来,成为君主的一大内在条件就要懂得把握时局,审视时度,遇见到未来事情发展的所有可能性,未雨绸缪,无论是法律、人心,亦或是军队的培养与建立,都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进行的,关于这点,不论中西,都是需要进行思考的。

《君主论》在享有盛名的同时也招来了满天下的恶名,全书超过5万字,但很多人都只记得其中关于狐狸和狮子的隐喻,甚至连“马基雅维利式”这个名词都被用来专门形容“为人行事心机深重”的意思,即使是今日之人去阅读,都会感慨于其中论述的冷漠和阴谋。

那么,为何会如此呢?这就不得不来谈谈《君主论》中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政权观点的差异了。

马基雅维利的家庭虽然不属于统治阶级,却有足够的财力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,在帕齐家族试图借谋杀手段接收佛罗伦萨的主要党派时,他年纪还小,却也足以知晓,当时掌握政治权的美帝奇家族为了对付夺权失败的阴谋分子,从而进行了多么骇人听闻的报复手段。

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马基雅维利,骨子中似乎就带有西方政客们的冷漠和现实,浑身充满了政治细胞,他对人性的评价并不高,认为能抢就抢是生而为人的天性。

故而他笔下流露出的文字,如利刃一般,直指要害,却也越发冰冷,他是以一个谋士的立场,从权术的角度为自己的君主作出合理的“规划”。

与之相对的中国古代,拿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时代来讲,孔子“仁”“礼”的思想似乎影响很长的一段时间,直至今日,人们在看问题时,更加偏向于往符合道德规范的角度去看,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,而“神”会眷顾善良的人。

中国古代政客更倾向于将治国之道向理想化的方向发展,将君王看做“君子”,用好的方式来维护统治,而马基雅维利则是着眼于最根本的现实,以大量现实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,倾向于让君王去“遏制恶”。

如管子认为“民为邦本”,故君王行事要顺应民意,而马基雅维利劝君王对民众好,讲的却是“防止他们暴乱,危害统治”,只是为了收买人心而已。

我们分析中西方异同,其目的在于了解,并取长补短,但是因为国家和立场不同,高低上下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评价的,只能说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,谁更适合而已。

基于此,我们会发现,在大环境不同的情况下,事情会走上一条同而存异的道路,所以不论是完全地去批判对方,还是盲目的进行“拿来主义”,都是不可取的,我们所需要做的,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借鉴,取长补短。

马基雅维利在最后一章所谈无关权利的夺取和维护,而是表达了一种人文关怀,呼吁美帝奇家族力挽狂澜解救祖国,其实无论是何种的笔调来书写君王,其目的不外乎是作为一名渺小的人,盼望自己的国家富强。

所以对《君主论》是不应只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的,其中的现实主义与变革思想都为历代的统治者们提供了借鉴价值,而处在不同时代,不同地域的我们,亦可从书中凝练的文字中,品读出对今日有益的经验与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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